
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2019-03-22 17: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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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使本来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转为对敌斗争。这一运动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基本结束。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某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评,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采取适当的方法予以坚决反击,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以巩固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中,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错误形式,和在思想批判与思想斗争之后继之以组织处理手段的错误作法,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它说全党要解决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党的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绝不能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毒的攻击,把对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当作反对党的领导,把对党的工作的批评建议当作否定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把学术上,思想上的问题看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否则就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中进行的。在工人、农民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所以扩大化的错误还是局部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占了党很大的精力,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党和人民认真地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基建规模过大,基建投资速度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过急,原定计划增加八十四万人,结果招了二百三十万人,超过计划一百四十六万人;农业生产贪多求快,急于求成,许多地区和部门将原定十二年内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要求在三、五年,甚至二、三年就完成。结果,造成很大的财政赤字和物资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纠正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六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的几个经济工作的主要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二十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压缩了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九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针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办事。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就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问题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要作适当的压缩。要合理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对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规模作了适当压缩,进行了调整,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一九五七年一月,陈云在党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财经问题作报告时,着重总结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经验,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供应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和银行信贷平衡等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克服冒进倾向,顺利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除重申要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外,要求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大量节减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控制增加人员,大力克服铺张浪费等。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从物力、财力上保证了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的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前进,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主要表现在完成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建立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型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开始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况,大批新建和扩建的企业投入生产。一九五七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生产资料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一九五七年,钢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一亿三千万吨,粮食三千七百亿斤,棉花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同一九五二年相比,钢增长百分之二百九十六,煤增长百分之九十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九,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其他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超额完成,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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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使本来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转为对敌斗争。这一运动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基本结束。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某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评,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采取适当的方法予以坚决反击,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以巩固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中,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错误形式,和在思想批判与思想斗争之后继之以组织处理手段的错误作法,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它说全党要解决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党的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绝不能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毒的攻击,把对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当作反对党的领导,把对党的工作的批评建议当作否定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把学术上,思想上的问题看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否则就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中进行的。在工人、农民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所以扩大化的错误还是局部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占了党很大的精力,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党和人民认真地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基建规模过大,基建投资速度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过急,原定计划增加八十四万人,结果招了二百三十万人,超过计划一百四十六万人;农业生产贪多求快,急于求成,许多地区和部门将原定十二年内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要求在三、五年,甚至二、三年就完成。结果,造成很大的财政赤字和物资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纠正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六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的几个经济工作的主要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二十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压缩了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九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针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办事。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就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问题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要作适当的压缩。要合理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对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规模作了适当压缩,进行了调整,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一九五七年一月,陈云在党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财经问题作报告时,着重总结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经验,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供应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和银行信贷平衡等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克服冒进倾向,顺利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除重申要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外,要求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大量节减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控制增加人员,大力克服铺张浪费等。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从物力、财力上保证了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的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前进,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主要表现在完成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建立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型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开始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况,大批新建和扩建的企业投入生产。一九五七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生产资料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一九五七年,钢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一亿三千万吨,粮食三千七百亿斤,棉花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同一九五二年相比,钢增长百分之二百九十六,煤增长百分之九十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九,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其他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超额完成,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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