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生活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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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时隔十二年，再回到证券大厦二楼时，一块玻璃上没洗干净的“报”字胶印击穿了我佯装的坚强。那本来是红色的“生活新报”四个大字，2015年6月，在报社倒闭大潮中，它轰然倒下，连同世界对传统媒体绝对的信任。十二年之后，我再回到这里，恍如隔世。二层的写字楼已经是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原来格子间被宽敞明亮休息区替代，一个巨大的水晶灯发出幽幽的光。暴雨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传开。十二年之后，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报”字提醒着世人，这里曾有一张报纸是昆明的良心。偷师云大2005年4月25日，我从《生活新报》踏进社会，成为时政部实习记者。非本专业、口才差、零工作经验、逻辑混乱、自卑……是什么打动了我的面试官？在这之前的三月份，我跟老乡思学平从云南农业大学挤上开往昆明人才市场的公交专线。车上拥挤不堪，上坡的车辆发出巨大的轰鸣。一名同学开玩笑地说，一车的人才实在太重，公交车都吃不消了。他的玩笑引来众人的欢笑。我没笑，我害怕残酷的世界给我的会是最致命的一击。的确，在人才市场我们都笑不出来了。针对云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几百个用人单位，找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积攒的“人才”一波又一波地在校门口就失业了。思学平把简历投给了保险。我坚持认为，我不做销售。一家广告公司招聘文案，我投出第一份简历。穿着黑色丝绒西装老师说，你怎么不去做记者啊？我不知道记者是什么，我只热爱文字。我接到广告公司面试的电话，昆明华一广场的写字楼里，人生第一场面试在夜幕里开始了。云南大学的朋友史永恒借给我一件格子衬衣。面试官要求一众应聘者当场写一个心相印纸巾的文案。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该怎么办？没人教过我，也没仔细观察过同类产品的文案，更不懂商业文案的要求。写了又写，我写出一首“短诗”，被面试官当场嘲笑。面试结束后，穿丝绒西装的老师跟应聘者座谈。隔壁的录音棚中，声音低沉的男生正在录制广告，这些广告将会在昆明的各大电台播出。一种奇怪的愉悦从全身的毛孔中滋生出来，这不同于在《云南农业大学校报》上发表文章时的滋味。如果可以，我写的文字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广播里吗？这样激动的臆想很快被现实击碎。座谈内容除了对我们就业的指点以及各式各样广告业务员的成功案例，一起面试的云南师范大学的高个子男生说，话说到这里就说明人家不让我们做文案，公司想让我们做销售。他从心里拒绝这份工作，也劝我别去。悲哀的是，我连做销售的电话都没接到。座谈会的最后，穿丝绒西装的老师说，小侯，你为什么不去做记者呢，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记者。我不知道什么是记者，我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只记得老师和蔼的笑着，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面试的当夜，我寄宿在史永恒的宿舍里，他帮我买了用到了现在用的电话卡，并把一个军绿色的包送给我。他比我晚一年毕业，又是211工程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曾去过香港交流，我心里充满着对他的羡慕。他曾开玩笑，如果毕业没有工作，可以到云大修剪草坪。现实几乎把我逼向了这个方向，我开始考虑昆明高尔夫球场工资低下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刻，穿丝绒西装老师的话，像是一条光，指引了黑暗中的我。和史永恒同一个宿舍的云南大学新闻系朋友王吉涛帮助我，混进了云南大学新闻系的课堂。郭建斌老师、郑思礼老师的课上，我坐在没人坐的第一排，尽量全面的记录他们讲的内容。这种做法很快被老师发现，“教科书上有的就不用记了。”我没有教科书，书是借别人的，我只能记，记住最多的课堂内容。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坚持要学文科，为了升学，选了理科。新闻系的专业课我听得入迷，新闻史，新闻写作……不同领域别样的知识散发出特有的魅力。我记得郭建斌老师展示一张他在怒江做田野调查时怒江漫天繁星的照片。那是别于其他工种的工作，它将在未来产生多么深远的意义呢？我理解不了，预测不着，就觉得这工作特有意义。我一边“偷师”，一边投简历。我接到《生活新报》面试的通知时，一节新闻写作课刚下课。同班的学生们在走廊里抽烟，开玩笑，我拿起史永恒送给我的军绿色挎包冲出了教室。实习记者之前，我跑遍了所有报社投简历。在《生活新报》我的简历被转给了策划部的李军老师。参加面试的有二十多人，很多人都是有过实习经验或从别的报社转来。我脑子里快速搜索着在云大一个月上课内容。我不要说读者，我要说受众；我把新闻六要素重新看了一遍；我要说对采访的步骤……我的手心冒汗，大脑发热，靠的住的是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可我看不清上面的字。像梦魇一样,我要记住，却记不住。面试的会议室门打开了，工作人员喊着我的名字，我几乎想逃出《生活新报》面试的会议室。一个月里，我学到的所有，不足以应付复杂的面试，我的自卑像一座大山压了过来，让我不能喘息，我还没有准备好，可我又不能丢掉这次机会。我颤抖着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哗哗哗地翻看着我的简历。还好和之前的一家报社的面试不同，面试官没有让我坐进人员嘈杂的办公室里，然后抛出一个“什么叫文化”的问题。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后，就听见格子间不同的笑声，我连什么是“文化”都搞不清楚！我大学四年学了如何鉴别禾本科植物、木兰科植物特性、高尔夫球场果岭草坪评级、标本制作、病虫害防治，没人告诉过我，什么是“文化”。我不知道怎么走出面试的会议室。十多天之后我接到上班的通知。4月25日，我在《生活新报》的时政部报到，成了一名实习记者。那时报纸还在黄金时期，因为广告太多，每天领导们在编前会上争取版面。有时候还会吵架，可从来时政部新闻都是放在报纸的最前面的版面。我的老师是高燕老师，她跑教育线。高老师以严厉著称，在办公室里经常因为我犯各式各样的错误让她不开心。即使教育厅没有通知采访，高燕老师也会每天将厚厚的一叠报纸分发到教育厅的各个科室。她说，这是构建关系的第一步。我们骑车从春城路出发，到小菜园立交桥，有时候路过翠湖会在翠湖的长椅上休息几分钟。有时候，还要去市级、区级的教育系统。教育是最难跑的。除此之外，她还负责公交公司的跑线，公交公司不需要送报纸，有时候怠慢了高老师，高老师会打电话责问。每天早上，我都在7点30分上班，然后读报纸。我进步很慢。文字功底差、不懂新闻写作，基础为零进入这个行业，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嘲笑。我暗下决心，我要成为像部门晏和淘老师、高燕老师、李桀老师一样的记者。高考时，我每天冒充学生打电话到清华、北大、复旦等各大高校采访招生信息。或者，从教育厅拿来的各式各样的资料，从中摘抄，然后写成新闻稿发布在报纸上。三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记者。我走到那里都带着写着我名字的工作牌，给家里写信会特意放一张我的名片。我负责跑城管线，从昆明市城管局再到各个区的城管局以及各个城管大队。2005年正是昆明城市化进程空前地推进的时候，北京路因为要开GMS会议正在拓宽。报社楼下是和平村农贸市场和海鲜市场，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在报社楼下的吴井路摆摊讨生活。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忘记了什么时候，《生活新报》做了“城管的微型车撞小贩”的报道。我所有努力化为乌有。接着而来的是，我被“封杀”，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环境整治，执法，都接不到采访通知。无奈，我只好把工作重点转到区一级的城管局，各式各样的影响还是会波及我的跑口。最后我跑到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的城管科。有一次，我跟城管科的工作人员查大货车。暗夜里我站在一个高架桥的下面，灰尘飞扬，一张张大货车被拦停。超载、没有封闭、泼洒等引来的罚款，让执法剑拔弩张。我躲在城管制服后面，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采访本记着车牌和驾驶员的污言秽语。城管也是人，很多时候他们比任何部门的人都更有人情味，遇到当过兵的队长，他们有着部队一样纪律和上下级关系。城管的工作压力很大，只要他们一个电话、一个红头文件都会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城管科大多城管队员都没有编制，收入微薄，他们会因为各式各样的问题丢掉工作。转正后的稿分压力变的很大，我主动周末值班，接了很多晚上的采访。在一次全国性的舞蹈大赛上，每天晚上采访民族舞、现代舞的各个舞种比赛，然后把比赛结果和过程写成消息。我认识了一名从给北京来的著名舞蹈编导，每晚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一点点的解读每一支舞蹈。有一场比赛，云南的评委为本土舞蹈队打出10分的满分，点评时，他提高声音喊，“云南的舞蹈就是牛，应该得满分”。北京编导骂说，傻×，真他妈丢人。我想写这个花絮的想法被编辑制止。晚上十点我顺着吴井路回到城中村的民房，写一篇短短的日记，然后睡下。第二天早上7点，我会被楼下的叫卖声吵醒，然后洗洗脸到单位上班。晨会时，我要当众朗读谢老师的大作以供大家学习。他从北京来，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他文采飞扬，经验丰富，兄弟媒体的各种夸赞不绝于耳。我珍惜这份工作，在别的同学还在为找工作的发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记者的工作。我请假做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正赶上大家吃散伙饭。我抱着我的大学同学谭海涛失声痛哭，更多的是为我在这条路上遭受的辛苦。我曾无数次地想遁逃离开这条艰险而曲折的路，只是每次想放弃时，看见报纸上记者侯玉才那五个字，我就想坚持下来。再难都要坚持下来。谢谢新报很多和我一样最终离开《生活新报》的人都说，“生活新报是云南报业的黄埔军校。”2006年4月份，我工作一年后，离开《生活新报》。我从报社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格子间里很多人埋头写着稿子，就像我没有来过一样。那天也是暴雨如注，我从吴井路回出租屋时，全身淋湿。我的好朋友劝我，让我再到别的报社试试，我就抱着简历再一次来到《都市时报》。在《生活新报》工作的一年时间中，跌跌撞撞地前行。过去的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最美的回忆。我上班第一天李桀老师带我采访松花坝水资源保护区内开设农家乐的新闻稿件。一天时间，我们跑遍了整个库区周边。第二天报道见报，市领导在报纸上批示。我和同事雷靖做了体验环卫工人的稿件。凌晨4点，我们和太和办事处的环卫工人一起扫吴井路。我们和报名参加活动的读者体验了环卫工人一整天的工作。我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他是昆明人。之后，不再联系。我和同事尤红梅去关上采访赶集堵车的新闻。堵在路上数个小时。尤红梅说，也就是你小侯，我才愿意花这么长时间采访。我和驾驶员吵架，他说我关车门很重，这并不存在。只是，作为一个职场新手，我表现的怯懦和自卑，正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和摄影记者胡辉去采访山火之后的大山，烧焦的山体灰烬飞舞，眼睛流泪不止。胡辉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照片，我的头发里全是土。我感谢《生活新报》为我开启的新闻之路。虽然昨日暴雨如注，那个没有清理干净的“报”字还是和从前一样，给我如初的安宁和归属。我记得那是火红的四个大字，在春城路的风雨中特别醒目，那是生命般灿烂的颜色。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邸淑兰「简介:挨了巴掌赔不是——奴颜媚骨」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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