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新学科逐渐兴起，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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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8年约十年—兴起奠基期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史”新学科逐渐兴起到基本成形，主要取得以下三方面成就。（一）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形成了基本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如风俗史等，早就有人开始进行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一般成果比较宏观、综合，运用一般性的史学理论方法，没有自觉的学科交叉意识及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明确标明“社会文化史”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向或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而发生史学变革，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基础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向的，是刘志琴先生1988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两篇文章。文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但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会的文化史”这一新研究思路，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方向的初型。其后90年代初李长莉撰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并对其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作了比较完整的界说。此后十余年间，一些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上作了一些探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可归纳如下。“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的内涵与定义。有人认为可称为一个新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研究视角和新方法。虽然学者们说法不尽一致，但对于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或交叉视角，应当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综合运用两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点取得了基本共识。关于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义，广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范围，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交织现象的历史。狭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关系，是用社会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用文化的视角的历史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2.“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广义而言，凡属社会与文化交织领域如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民众意识、社会心理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研究范围。狭义而言，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重心在于二者的联系与互动，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等。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目光向下”。就研究范围而言，“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有较多重合，至于具体的研究论题可能有所偏重，故此，“社会文化史”与“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可以互通。3.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互渗性，在主要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综合而灵活地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方法进行研究。交叉性、多样性特点。最为突出的是注重交叉性视角，体现在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生活与观念相结合等。3.“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与以往历史研究的政治取向”以官方档案、政书、人物文集等为主体史料不同，由于社会文化史目光向下，以民间社会为关注重心。因而民间史料是其史料主体，如报刊读物、家谱族谱、日记笔记、私人文集、戏剧唱本、蒙学读物、民间善书、神话传说、民谚俚语、野史小说以及实地调查、口述资料、图片影像等，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资料。也主要是从中搜求与民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方志、判案记录及社会调查报告等。这是由社会文化史主要关注民间社会这一特点所决定的。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初创时期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虽然在各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表述，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作一概括的话，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它是一门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二）出现了一批具有学科色彩的研究论著和学科概念从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考察一些历史论题，其实早就有人有所尝试，只是以往没有明确的新学科意识，研究者或是由于研究内容属于社会与文化史交叉领域，因研究内容的需要而涉及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即典型一例或是有一定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自觉，如社会心态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学科方向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社会文化史交叉学科的视角，运用这一新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开始积累研究成果。这类成果研究方向更为明确，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特色也更突出一些。综观这些初期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出现一些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史著作这些研究大多是沿着社会史或文化思想史前行，有的是旧领域的新成果，有的是有意识地对旧方法进行改造或创新，自觉地将社会与文化结合研究而进入新领域。这些成果既可属于原领域，如果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看，也可划入新领域，因而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如社会风俗史方面，较早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书，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此后还有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对西式风俗和陋俗文化作了系统研究。社会心态史方面，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至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运用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清末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有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对江浙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作了专门研究。社会生活史方面，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是较早的近代社会生活史专著。社会与思想互动史，如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出现社会文化史色彩的新概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起初是旧有领域研究“自然长入”社会文化史新路向，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等，且大多沿用旧有的概念、框架、词语及分析工具，一般没有新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词语，因而对于新学科基本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但自90年代中期开始，即“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概念群。这组相互关联的概念群，是从西方社会理论中引入的，显然相关学者认为这些概念对于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比较有效，因而加以借鉴、运用与讨论。这一现象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界引入西方当代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实践的一个发端。此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等论题仍然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其意涵和应用也有所演化和拓展，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组。2.出现综合性学科通史著作。一个学科的成形，往往以综合性学科通史的出现为标志。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综合通史性著作是刘志琴先生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执笔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套书明确以“社会文化变迁（史）录”为标题，是综合性、基础性、开拓性的近代社会文化通史著作。（三）出现一批学科基地，形成基本研究队伍新学科的成长发展，需要有一批研究基地和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作为“孵化器”和发展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社会文化史相关的研究基地先后建起。如北京地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群体，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一些学者陆续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华南有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些学者，主要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华南地区社会史研究。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等更多分散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文化史方法进行研究。自1988年以后的十余年间，社会文化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提出与形成，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史和综合史著作的出版，以及一些研究基地和研究团队先后形成，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基本成形，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奠基期。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方倩说历史「简介:说不完的生活故事！！」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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