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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窝囊的外交部部长，饱受学生“欺凌”的王正廷」百家号

如何看待百家号Lite小程序热议话题「史上最窝囊的外交部部长，饱受学生“欺凌”的王正廷」
图注:王正廷
王正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正廷于1928年6月至1931年9月担任外交部部长，其间主持了政府“改定新约”运动，却因在“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件”中对日本的谈判未能达到国民期望，导致群情激愤，其住宅被毁，本人遭到学生殴打，最终请辞外交部部长。
一、出任外长
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城时，日军为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阻扰中国统一，借口保护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挑起事端，出动军队占领济南城，中国军民死伤达6000多人。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官员蔡公时在临时办公处更是遭到日军先割去耳鼻后枪杀的虐杀，其十多名同事也同时被杀。日本还包围了驻扎在济南城内北伐军队总司令的蒋介石，将其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各地反日、抵日运动风起云涌，要求政府与日本开战，收复济南。在选择继续北伐还是与日本进行军事交涉的困境之中，蒋介石选择了继续北伐，将与日本的交涉事宜交到了外交部。然而，在日军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如何处理好“五三惨案”引发的民众仇日、抗日情绪与继续北伐的关系，使得当时的外交部乃至整个国民政府都处于相当困窘的状况。
惨案爆发时，外交部部长黄郛当时刚好在济南，此后两天内接连三次向日本田中内阁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内容首述日兵挑衅及惨杀我国官兵情形，末述此事不仅是两国间之交涉，抑且违背万国公法，请迅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公正手段调查后再定办法。但是日方置之不理，继续对济南实行军事控制。
6日，南京、上海等地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对黄郛对日交涉产生分歧。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反日出兵大会，上书黄郛，勉励其努力对日；上海学联紧急代表大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则认为黄郛不善外交，擅自签字，丧权辱国，电请中央罢免。7日上午，黄郛返回首都，向国民政府报告“济南惨案”事件中日军暴行之经过，协商交涉及对付方针，决议因值重要时期，军事进展区域、外交上均需人负责。蒋介石决定派资深外交官王正廷奔赴济南调查事件真相，并负责一切外交事务。
5月14日，王正廷从济南完成事件调查后到达上海，向国内外各方说明惨案经过：“日兵此次在济南之暴行，完全系一种具体之侵略行为。惨案发生，日人应负其全责。盖自此案之根本问题而言，日人决不该破坏条约、擅自出兵山东，以侵略吾之主权，何况以重兵压迫胶济路，而直入济南城。此种悍然行动，已将日人之野心，完全暴露。……日人之伎俩，当不能尽售，且此次之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完全违背华盛顿会议之条约，更不能逃此公论。”
王正廷的言论将国内民众的仇日抗日情绪推向了高潮。各种抗日团体持续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将外交部部长黄郛解职，并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重重压力之下，5月22日晚上，黄郛突然在上海向南京政府发电请求辞职，同时将原电送交上海各报发表。
黄郛辞职后，虽国民政府高层多数主张慰留，但由于黄郛去志坚定，在当时外交紧急的情况下，似乎不方便再做无谓之慰留，更应另选他人。黄郛离职后，外交部属下的第一、第二、第三司司长亦相继请辞。外交部各职司人员的虚空，对济案的解决更是毫无裨益。月底，宋子文便以黄郛辞职，外交重要，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继任人选。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王正廷之前奉蒋之命，专办济案，今若出掌外交，必能收驾轻就熟之效。
此后经冯玉祥保荐，6月6日，国府议决任命王正廷为外交部部长。7日正式发布，令其速赴南京就职。14日王正廷宣誓就职，并指派稽涤生为第一司司长、周龙光为第二司司长、徐谟为第三司司长，以完善自己的外交班底。
二、住宅被毁
王正廷担任外长后，国内民众将争取国权的希望寄托其身上。但王发现事情并不是像之前的只做调查那样简单。一方面，日本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希望继续通过军事交涉的方式将事件扩大，从而达到阻碍中国统一的险恶用心，对中国要求外交解决进行各种抵制、拖延，甚至要求蒋介石当面向日军代表进行道歉；另一方面，蒋介石为继续北伐，完成统一，对于济案希望以外交解决为宜，避免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影响统一大业。
惨案发生后至当年年底，中日双方就解决济案问题进行了三次谈判，日本对国民政府提出道歉、惩凶、赔偿、保障将来四个无理条件。王正廷对日方要求几乎全部否定，坚持日本必须先从山东撤军，再进行其他事宜讨论，双方的谈判陷入破裂。在此期间，双方利用济案展开外交互弈。国民政府充分利用中日间经贸旧约到期，“商定新约”的时机，淡化济案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迫使日本低下身段，主动接触国民政府以防止国民政府单方面提高征税；而日本试图通过威逼张学良“东北自治”，进而威胁国民政府统一作为筹码来达到他们的无理要求。日本的田中外相甚至表示，日本不必强求解决济案，“要以冷静的态度，等待中国方面反省”。11月29日，王正廷向新闻界宣布，中日交涉现已停顿，须日撤兵后方可谈判，并希望国民“一致为政府后盾”。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请愿团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及王正廷，要求迅速解决济案。而王正廷坚决要求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导致谈判延宕太久，从外交的角度来看，王正廷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但济案的迟迟不能解决，加上其在谈判过程所作出的一些让步，使得国内民众获悉交涉停顿后，急切希望政府收复主权，开始渐失冷静，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王正廷。12月6日，中央大学的全体学生向中央党部请愿，并向外交部示威，要求迅速解决济案。王正廷出面安抚学生，继续坚持“如日本不先撤军，政府绝不与其解决各案”的原则。
13日下午1时，金陵大学、南京特别市党部、南京私立中学、反日会、金陵女大、安徽公学、汇文中学及各机关代表在中央大学开反日大会。虽然现场有卫戍司令部派出的70多人在中大中、东、西三门维持秩序，禁止出入，并将后来赶到的五卅公学、女附中及各机关民众2000余人拦在门外。蒋介石更是派出了副官到现场，请求民众进行和平游行。在会上，民众高呼“反对外交政策”及“打倒王正廷”。散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路线本预定先赴国府，再去中央党部、外交部，最后去日本领事馆。因出东侧门时，宪兵不许游行，学生们于是临时决定，不去国府及中央，直赴外交部。出大门时，宪兵又不允许游行，学生情绪开始愤激，呼喊着口号向维持秩序的宪兵冲锋三次，宪兵人少力薄，不能阻止，只能任由学生们自行离去。当学生到外交部时，已有提前赶到的200余武装军警保护。学生高呼口号，要求王正廷出见。部中人表示外长在上海公干。随后学生又齐队奔向日领馆，又因军警先有准备，阻止其前往，遂决定前往下关王正廷的住宅进行抗议。在日领馆一带的军警见学生前往下关，猜到学生目的地即为王的住宅，连忙派车分载该地一部分军警，前往王宅进行保护。等到民众到达王宅时，大门已紧闭，学生不得入。刚好土地局有搬运车经过，被学生截住、推至院墙下，学生登车爬墙而入。军警人少，学生人多，后门被冲开。学生一拥而入，拿起厨房內铁锹等物，将房内器物及门窗玻璃乱击砸毁。北区署长潘锡余、巡官王佐臣、公安局局长姚琮都赶来拦阻，学生用砖石砸向军警。军警因奉姚琮命令，不许回击，只能看着学生捣毁王宅。后来几名学生，将汽油倒在地毯上，就火炉点燃，准备烧房，被军警发现，及时扑灭。王宅除了一间客厅因锁得很紧，未能被打开外，其余各室器具门窗，都被捣毁。同时外交部交际科科长陆兆鹏也被学生架出暴打受伤，经军警解救后送至鼓楼医院医治。一直到6点多，学生才离开王宅前往中央党部。
民众离开王宅后几分钟，蒋介石即乘汽车赶到，察看王宅被毁情形，随即又赶到中央党部接见游行学生，对学生的毁宅行为进行指责并对王正廷的外交事务表示支持。
王氏住宅被毁发生后，舆论哗然，纷纷致电问候以示支持。15日，王正廷回到南京，蒋介石立刻邀请其会面，王正廷当场表示要辞职。蒋立即加以抚慰，表示外交部部长住宅被毁之事，已经由国府下令告诫群众，不得再有此种举动，并勉励王继续与各国进行交涉，勿抱消极态度。随即国民外交后援会发表声明挽留王正廷，海外华人团体如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也发来电报，表示问候支持：“希望勿为介意，尚乞贯澈初衷，再接再厉，凡于存意破坏我国主权者，尤为力争勿屈，海外侨民始终拥戴。”
得到国内外的支持，王正廷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与日本就济案进行谈判。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之下，济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与国人期望相去甚远。客观来看，此种结果并非王正廷之本意，不能将过错全部归咎于他。王正廷在其任内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还是收回了国家多项主权，为民国时期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惨遭殴打
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次日下午3点，国民政府接到东北警耗，外交部立刻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请其电达日本政府，迅令日本军队停止一切行动。同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王正廷报告二次抗议经过。
9月20日，王正廷在中央常会上报告日军对东北的最新动态，并表示：“这一事件系日方预定计划……彼恃强横、吾以公理；彼以武力为外交前驱，吾以交涉为最后手段。吾对武力，事实上只有示弱，吾对公理，则惟有抱坚决心。”决定一面向日正式抗议，一面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寻求帮助，请他们主持公道。
沈阳沦陷后，南京、上海、江苏、山东各地民间团体立刻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联合成立抗日救国会，决议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严惩私贩日货奸商，并请中央准备对日宣战、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同时迁怒王正廷，认为其懦弱无能，联合签署电报要求中央将其撤职查办。
23日，为示对沈阳沦陷之哀悼，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上午9点，南京社会各界在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参加的团体成员和民众人数超过10万人，为历来所未有。会上，紧急提案党员王辟尘、罗次启、邝卓生等15人提出非常紧急案，请中央令国府，速将卖国媚日之外长王正廷撤职严办，明正典刑。提案中称：“此次日本侵占东省，我军节节退让，一切责任，均应由日本负担。此乃国际耻辱。电询外交部，王正廷复电竟称系中日军队冲突，减轻日本责任，增加我国耻辱。似此卖国媚日，实属别有肺肠。现监察院已为此事提案弹劾，此而不办，则内奸不除，国何以救？应以民众公意，请中央令国府，立将王正廷拘押，撤职严办，明正典刑，以惩官邪而谢党国。”现场民气沸腾，到达极点。会后游行时，有人主张通过萨家湾一带，王正廷知悉后，吸取了上次住宅被毁的教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厅，要求加派一批保安队在自宅及外交部官舍，加紧保卫。同时更换了汽车号码，以免被认出而遭到围攻。
28日上午9点，中央大学学生千余人，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冒大雨前往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常委丁惟汾在二门前露天接见，对学生诸多请求，分别答复。此时中大校长朱家骅正在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活动，学生要求朱与他们一起至外交部请愿。朱家骅开始本不愿意，但见到学生态度激烈，怕生事端，于是与学生同赴外交部。到达外交部时，王正廷正在楼上办公室接见帮办吴天放等人，于是派人去接见学生。学生们并不接受，愤激之下相拥至楼上部长办公室，当面向王正廷严重质问，言语间发生争论，学生痛愤之下，不断捶击桌面，桌面玻璃被打碎。王正廷见状，准备下楼躲避。此时又有学生数人上楼堵路，被外交部职员推下，意在保护王离开。双方于是发生冲突，相互拳足相加。王头部受伤，当即奔赴鼓楼医院治疗。而外交部职员于秩序纷扰之中，亦有被殴打者。部中会客厅的物件，也有毁坏。直到军警赶来劝阻后，混乱始告平息。
次日，蒋介石夫妇、邵力子等人前往慰问王正廷。随后蒋在答复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要求惩办王正廷时表示，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事，继续对王正廷表示支持。朱家骅也因学生大闹外交部，并殴伤外长一事，引咎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发生侮辱王部长及毁坏外交部公物情事，闻讯之余，恐栗万分。窃家骅身为校长，处理无方，致酿此不幸事件，应负一切责任，理合呈请钧部准予撤职，从严惩办，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虽然有着政府高层的支持、体谅和保护，但还没等王正廷从被殴中回过神来，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恭琛由于不愿意参加学校抗日会的一些活动，拒绝批斗其父亲，而遭到学生驱逐离校。该校学生大会还在《申报》上刊登《交通大学全体学生为‘驱逐冷血动物王恭琛’》启事，决议将王恭琛驱逐出校，并登报宣布其罪状：“望我同胞勿再与该冷血动物王恭琛为伍，以示公罚。”
四、黯然辞职
舆论的压力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威胁，让王正廷身心俱创，心灰意冷，决意辞去外长职务。他随即向国府递交辞呈，坚决请辞：“正廷迩来精神疲弱，体力益衰，深维外交一职，事繁责重，际此内外交迫之秋，尤恐衰病之身，多所贻误。恳鉴下忱，惟予辞职，遴员接替，以资休养。”30日上午，国民政府在第291次会议上，鉴于国内舆论及王正廷的现状，不再适合主持外交事宜，决定批准王的辞呈，任命施肇基为新一任外交部部长，主持外交大局。
作为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因为中日关系处理事宜而被学生殴打并不是个案，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官员，在处理中日重大事宜时，几乎都被愤怒的青年学生殴打过。1919年，外交总长曹汝霖家被烧，驻日公使章宗祥被打；1921年总长郭泰祺处理中日纠纷，被北京学生殴打。王正廷的前任黄郛若不是及时辞职，恐怕也难逃被学生殴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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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事件中到底淹死了多少民众?」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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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卫郑州，蒋介石被迫下令开掘黄河大堤，引河水阻挡日军1938年6月，为延缓日军攻势，蒋介石下令开掘黄河渡口——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花园口决堤是抗战时期的“三大惨案”之一，其是非功过，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借黄河阻击日军的建议，最早来自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1935年8月，他在一份关于抗战的建议书中，指出在北方“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此处批注了“最后抵抗线”五个字，并未特别在意。其后，陈果夫也有“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的建议。1938年5月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在数处切断陇海铁路，封锁了数十万中国军队向西撤退的道路。为保存实力，中国统帅部下令放弃徐州，主力向苏北、皖北、豫东突围。日军占领徐州后，继续向西追击中国军队。为阻止西进和从豫北、鲁西穿插的日军，很多军政要员，也建议开掘黄河大堤，延缓日军攻势。譬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琼建议，在“河北省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施以决口工作……则河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虽不能淹没敌军，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战局情势必将改观……”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建议，“倘施工决口，则黄河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由于当时情况尚未非常紧急，此议并未实行。随后，中国军队又在兰封会战中失利，兰考、开封失守，郑州告急。郑州地处平汉、陇海两大交通线要冲，其中平汉线是中国在北方能控制的唯一一条南北交通动脉，是军事物资、部队运输的要道;陇海铁路也是苏联援华物资运往各战区的重要通道。同时，郑州扼守黄河天堑,是从中原南下、西进的必经之地。如果郑州失守，洛阳、西安必失，襄樊、南阳也难保，那么武汉岌岌可危。郑州如此重要，当时中国却无力防守，一方面在此地区的中国军队都是从徐州战场撤下来的疲兵;另一方面，再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也已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帅部只能将开掘黄河大堤提上日程。1938年5月31日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电话密商，确定要掘开黄河大堤。次日，蒋介石正式下达了决堤命令。6月9日,中国军队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在以水代兵,阻挡了日军的同时，也造成了大片黄泛区。花园口决堤后，在黄河水灾中受困的日军延缓日军攻势，付出3万平方公里土地、1250多万人受灾的代价如上文所说，花园口决堤带来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对日本来说，黄河决口为日军带来相当困扰。依据日方《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938年6月13日，为救援被困中牟的第14师团一部，日军“从第五、第十、第一百十四师团、军兵站部抽出工兵各约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同样被困大水中的第16师团，也从各处急调工兵，“然后向泛滥地区以外撤退”。6月16日—24日，日军通过飞机，向被困的第14、16师团投下合计61吨半的补给物资。被大水所困的日军，“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伦。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城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益已成惊弓之鸟……”其状甚惨。黄泛区的灾民对中国来说，花园口决堤制造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态势。首先，日军谋划进攻武汉时，原计划将进攻的主力置于沿淮河向大别山北部地区方面,因为黄河水在淮河流域泛滥，影响物资运输，只能将进攻主力改在长江。日方承认，武汉会战时“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是按照既定方针开展的，其被花园口决堤推迟6个月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其次，花园口决堤后出现大范围黄泛区，让日军很难通过。改道后的新黄河成为中日双方东西对峙的分界线。此后，直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这其中固然有日军兵力不足的因素，但黄泛区阻挡更是重要原因。花园口决堤固然有其军事上的正面意义，但也为黄河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巨大伤害。在决堤以前，国民政府对花园口附近百姓进行了疏散，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两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三天上午才逃完。”由于这个疏散范围很小，且补偿只有5—10元，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依照相关统计，花园口决堤后，被洪水冲击最大的县有44个，其中包括河南20个、安徽18个、江苏6个，影响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1.5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1993.4万亩;有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超过10亿元。中央赈济委员会进行的救济活动灾民困苦流离，河南“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饿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粕杂食，反为上撰，饥民面目浮肿，肤肌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申报》(香港版)也报道说：“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好在花园口决堤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启动了赈灾。国民政府命屈映光带200万元拨款到河南办理急赈，同时发放医药，控制疫情;在难民经过的地方设立施饭场、施粥场。1938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以及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蒋鼎文，都曾赴灾区慰问，救济灾民。黄泛区难民与其他难民还被前往西北、西南大后方垦荒，至战争结束，共垦荒1444209万亩，大致相当于花园口决堤时淹没的耕地面积。对于花园口决堤，在国民政府看来是“功在国家，害在地方”。决堤时，蒋介石也曾对负责指挥决堤的刘和鼎说：“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做，克竟全功。”事后，国民政府也将此次决堤，宣传为日军轰炸暴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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