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读后感，真是佩服王国维的才华」百家号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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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他的著作对于我们今人进行学术研究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先生论述殷周相关制度变革的一篇大文章。读完这篇文章，小编真是佩服王国维的才华。
这篇文章正合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证明，将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善加利用，洋洋洒洒，高屋建瓴，从宏观上进行了精到的分析。
《殷周制度论》开篇就抛出惊人之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真是大气磅礴，自指要害，将全文主体简明扼要的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可谓是慧眼独具。王国维认为“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大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明明白白的从大处着眼，以宏观的意义考察殷周制度之后具有的深层含义。所谓“旧文化”与“新文化”，实在使人精警眼目。
为了分析殷周二代文化差异的原因及其流变的轨迹，王国维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往前追溯到上古，往后推演到西周一下。前后联系，上下贯通，往前推导其之所以然，往后追查其结果。“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从地理方面论述了何以周代会有种种新变的可能。“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以都邑为论述基础，对周代政治文化做了分析。
王国维由此展开了三大论点：“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王国维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提炼出这三大论点，全篇由此具有主心骨，也完成了骨架的构建。一篇立论便有了支撑，可谓有的放矢，纲举目张。而对这三者的演绎，也可以说是极见王国维精到的眼光以及严密的逻辑。
首先关于“立子立嫡之制”，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明确的提出“殷以前无嫡庶之制”。可以说这是对嫡庶制的起源问题做了一个揭示，是了不起的创见。“《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又说“近保定南乡出句兵三，皆有铭，其一曰，……此当是殷时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用纸上的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对照，发人深省。这已然证明了商代无“嫡庶之别”。
然后王国维需要叙述的是“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思路非常的清晰，层层递进。他举了周公摄政立成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王国维认为周代的传子之制为了挽救殷代“九世之乱”而设立的。因传子之法而有嫡庶之法。王国维引《左传》、《公羊》证明此立嫡之制后，说“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抬出了周公这个偶像，虽然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周公的作用，但是却更加明确了周朝嫡庶之制的重要性。
由嫡庶之制而推导“宗法与服术二者”，乃是顺藤摸瓜，水到渠成。首先，王国维认为由嫡庶而生宗法：“周人嫡庶之制，本为无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乃有大宗小宗。他引了“大传》、《礼》、《诗》等典籍证明周代确有此大宗小宗，认为这是“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其次，王国维展开了对服饰制度的论述。由《丧服》一篇的“条理至精密纤悉，道出由嫡庶之制衍生出了服饰制度。
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并没有止步，而是提到了举出封建制度与“嫡庶之制相辅”，“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一步步下来，在逻辑上给人以严密的感觉。
对以上种种，王国维进行了总结：“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王国维点名立子立嫡是封建制度的核心，是一切纲常伦理、国家制度的出发点，以一根嫡庶之线，顺藤摸瓜，窜起来了诸多制度，正见他的深厚学养。
论述了第一要点之后，王国维开始讲“庙数之制”。王国维根据《礼》所言，认为“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是用晚出的材料论周初史实，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自己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却又说“固无可疑也”，不知他何处得出这个“无疑”的结论。不过这一点确实证明了“庙数之制”与嫡庶有很大的关系。之后王国维连引《礼》、《荀子》。《汉书》、《公羊》、《左传》等，旁征博引，广泛的材料证明七庙、四庙之制度不同于殷代，而周代庙术异于殷代：“虽不敢以七十子后学之说上拟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遍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这是王国维论述的第二大要点。
王国维还总结道：“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这就将嫡庶的意义深化了，扩大到了周王朝立国的基础，周代封建的文化内涵被揭示出来，很好的论述了本文的主题。
最后王国维展开了对“同姓不婚之制”的论述。他先从“上古女无称姓者”展开，提出了“周则大姜、大任、大姒、邑姜，皆以姓著。自是迄于春秋之末，无不称姓之女子。”并借由《大传》的材料来说明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周人始开同姓不婚之制：“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这样，王国维就对“同姓不婚之制”完成了论述。应该说王国维这一部分的论述颇为简略，可能是由于材料缺少的缘故，所以谈的比较少。但是无论如何，他举的《大传》的材料都可作为“同姓不婚”的绝佳注解。
在这之后，王国维又进行了总结：“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这便是他所说的周代之新文化，以区别于殷代旧文化。这是从宏观整体的框架上加以论述的。这一个总结十分到位有力，进一步强化了本文所论殷周制度之代兴。
最后王国维也论述了“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所在的“道德”，这正和王国维所说“此文于考据之中，寓含经世之意”。不仅仅是考据功夫，而且竭力在这种殷周制度背后发掘出人文精髓。他说：“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一语中的，认为周代制度比殷代制度多出“道德”二字，应该是有感于当时时政，具有讽世之意。
总之，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虽以论为题，所探讨的却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考史之中有论史，在论史之中有通识，注重事物流变的考察，由表及里，对其中的鹰国关系进行了探求，得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结论，足见远见卓识。
虽然越到今天，《殷周制度论》的论调引起的争鸣就越多。但我们要考虑到王国维写作本文时的条件，他收集到的甲骨文材料也并不完备，但是他有意识的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十分注意甲骨文新材料的运用，可称为是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有机结合，并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典范之作。
我们学习《殷周制度论》，更主要的目光在放在王国维发掘材料，运用材料的本事上，学习他的“二重证据法”，学习他精到的眼光，学习他论述问题的逻辑以及由现象上升到本质的本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于殷周历史研究的开创之功和学术经典价值，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真游泳的猫「简介:浙大硕士，爱好网络小说，爱好诗词对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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