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小程序大全-收录全国微信小程序二维码信息-即速商店第487页

「闻喜公安局与盗墓家族的20年战争」百家号

如何看待百家号Lite小程序热议话题「闻喜公安局与盗墓家族的20年战争」
2016年初，刚调任山西闻喜县公安局局长不久，张少华就碰上同事家结婚。副局长景益民的儿子办喜事儿，张少华和同事们前去道贺。
顺着胡同进去，一路上，张少华碰上不少熟人，有人点头，有人愣神，还有人撒腿就跑。等他进了屋，又碰上了侯金发。
侯金发一看是张少华，急忙起身倒水，“哥，改天我请你吃饭。”“我不会吃你的饭。”张少华口气不好，“我跟你讲，你不要给我找事，你找我的事，我就找你的事。”
侯金发一直是个让警察头疼的人。因涉嫌盗掘古墓、倒贩文物，1995年时，他就是山西省的重大文物逃犯。多年来，侯金发在公安局几进几出，又屡屡“化险为夷”。而后，他已转身为闻喜县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这些老底子，张少华都清楚。
闻喜县地处山西省南部，地下古墓葬众多，常遭盗掘。1999年，张少华是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那时他带领局里打击文物犯罪，一口气抓了近400人。
及今，当年因此入狱的人，不少已刑满释放。他们没想到，今日会和张少华狭路相逢——这些盗墓的惯犯，早已跟着侯家兄弟重操旧业。
侯氏兄弟
2016年6月3日下午，侯金发被公安局抓了。
侯家老四得信，马上安排人把二哥侯金发公司的电脑搬走，硬盘扔进粪坑。此后的一个月里，侯家四兄弟接连被抓。
侯家兄弟的落网，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闻喜，侯氏家大业大，又和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走得近，谁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倒台。
对于警方来说，抓到侯金发是一场计划外的“遭遇战”。
早前，办案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一名重大嫌疑人，由于此人和公安局内部通信频繁，一直被怀疑是局里的“内鬼”。6月3日晚，办案人员在高速路口布控抓捕，发现嫌疑车辆后，民警一拥而上，几条枪一指——侯金发！
大鱼就这么落网了，这天也成了这一仗的原点。其后，山西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603专案组”，年底，该案又上升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此案也打响了山西省“扫黑除恶”的第一枪，至今，该案已有486人涉罪被抓。
今年2月，侯氏兄弟涉黑案公开宣判。其兄弟4人共涉10罪，不但有盗掘古墓葬及倒卖文物犯罪，还有开设赌场、敲诈勒索、非法持枪、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
办案民警展示追缴到的青铜器。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王乐（特殊注明的除外）
山西省高院认为，“侯金发（侯二）、侯金海（侯三）、侯金亮（侯老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利用家族势力的影响，通过开办的公司企业，组织、领导亲朋好友、两劳释放人员和社会人员，大肆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非法聚敛钱财，为获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危害一方，欺辱、伤害群众，严重扰乱了闻喜县的社会经济、治安生活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依法惩处。”
最终，侯二、侯三被判处无期徒刑；侯老大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侯四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对侯氏兄弟的打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早在1995年，山西省为打击文物犯罪开展“南征”行动时，侯二被就定为19名重大文物逃犯之一。数年后，因涉嫌倒卖国家珍贵文物，侯三也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
可二十年多年过去，侯氏兄弟从未真正退场，还越干越大。他们一直紧咬着晋南地区的地下黄金——古墓葬。在警方查缴的涉案文物中，侯三倒贩过的一只商代青铜觥（盛酒器），在香港保利拍出了1300万元。
摸金校尉
这只青铜觥出自闻喜县酒务头村。
2017年11月底，山西省文物局组织了一批文物专家，到闻喜县酒务头墓群发掘工地检查指导，座谈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酒务头墓群又是迄今山西省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格最大的商代墓葬，其发掘对于商代贵族丧葬制度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事实上，酒务头墓群的“发掘”始于盗墓。最初找到这里的人，是一群专门探墓的“摸金校尉”。数年前，此地出土的青铜器受到文物市场热捧，价格一路走高。其后，各路人马闻风而至，纷纷抢占地盘。
2015年5月，侯二、侯三的人马都赶去了酒务头，为了同一坑墓，两边还吵了起来。最后，侯二的人做了让步，他们挪了十几米，重新找了一个别人开过的盗洞，准备再次爆破。可一不小心，把墓给炸塌了。
盗墓是个技术活，如果新开一坑，一般得连着干几夜。“探墓”是开坑的第一步，首先得找到墓葬的所在。有眼力的人，会把洛阳铲深深地打进地里，用铲头空心管带出的泥土来判断墓葬所在。高手探墓也可以只用扎杆，扎杆是活动的钢筋段，一米二一截，边扎边接，以此试探地下土层的软硬。
盗墓团伙使用的盗墓工具在山西省博物院展出。
找到墓后，下一步是“方墓”，目的是探明墓坑的形状。其后，盗墓者沿着墓坑边缘向外延伸几米，拉好炮眼，填上炸药，再用雷管一起爆，盗洞就炸好了。洞口还不能开得太大，要么人会下不去、上不来。
下人前，盗洞要先用鼓风机换过气。其后，两三个人下坑“清货”，其余的人在坑口吊货、吊人。一般，“老板”会派一个亲信跟着下坑监督，避免清货的人贪污文物。
盗墓就像做工程，背后有“老板”投资，干活有“工头”组织，现场有技术指导、调度指挥。此外，开车的、放哨的也必不可少。
不变的规矩是，工头会把出的货交给老板，老板把货出手后，再按价发钱。
侯二的人马中，负责探墓、清货的是李金玉，别人都叫他“博士”。李金玉“眼睛好”，会找墓，能看出来地里是“死土”还是“活土”，新来的人都要跟着他学，喊他一声师傅。
在被各路“摸金校尉”发掘前，酒务头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籍籍无名。直到2016年4月，酒务头墓群才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侦查的深入，这样“被迫发掘”的无名宝藏越来越多。
数次前往闻喜的考古学家李伯谦看过被盗文物后痛心疾首：“有的一个墓的价值就等同于一个国保区啊！”
麦田藏宝
春秋时期，闻喜为晋地，晋国都城曲沃就在闻喜县以北。今日的晋南地区一直是考古发掘的富矿。
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进驻晋南，他们雇佣当地民工，培训技术，参与考古发掘。这让农民发现，地下的东西更值钱。那时，谁家突然起了新房，八成就是发了祖宗财。
至今，闻喜的农民仍会不时在自家的田里发现盗洞。这些洞口不及脸盆大，却能深达十余米，土拉得不够，还填不起来。
2016年1月，张少华再回闻喜当局长时，局里的民警张选忠被人举报盗墓，当时已在逃近一年。
2015年1月，张选忠在地里盗墓时被抓，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很快被取保候审，随后脱离了警方的视线。
抓捕张选忠时，张少华亲自坐镇，可他们抓了六次才抓到人。前五次，还没等行动，就走漏了风声。这让张少华感到可怕——局里必有耳目，但又不知隐身何处。
一路查下来，该案果然牵出了局里的多名民警，有巡逻队员、中队长、大队长、甚至是两名副局长。
事发那晚，张选忠正和同伙在邱家庄村盗墓，不想被巡逻的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发现，随后大队长柴振洋赶来增援。
见到柴振洋，张选忠反而放心了。两人一起把藏在玉米地里的蛇皮袋子搬上车，里面是刚出土的一套编钟。
审讯期间，在柴振洋的帮助下，张选忠与其他5名同伙串供，他们都没有把张选忠咬出来，而是等着他出去卖货捞人。事实上，货是被柴振洋卖了，他还给张选忠的妻子送了10万元钱。
张选忠盗墓的地方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郭城址与邱家庄墓群”，这里连片的麦田、玉米地之下是众多先秦时代的古墓葬。2013年秋天，曾有一伙人在同一块地里挖出了三次编钟。
闻喜当地农田中遗留的盗洞。
这伙人的“工头”是张成俊，他背后的“老板”，是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2010年至2015年间，在景益民的授意下，张成俊组织人马在这片国保区里盗墓11次，13处被盗。
跟着张成俊干活的人都清楚，有了“景老板”，就有了“安全”——国保墓葬区是有人把守的，县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日夜在此巡逻。
古董局中局
半夜从卧室出来，张成俊的妻子看见客厅的地上有土，阳台的蛇皮袋不见了，就知道景益民把货取走了。
2014年春节前，张成俊带人挖出了四口镈钟，其形制相仿，个头递减，最大的重56公斤。景益民将这四口镈钟以430万的价格就地出手，其后，镈钟辗转至北京，价格涨到780万。
最初从景益民处接手镈钟的，是闻喜当地的文物商人雷阳富（化名），他和介休商人田振耀（化名）合伙买下了四口镈钟。田振耀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城也有档口，他托楼上的店主邱启明（化名）帮忙找了个买家，最终，780万把镈钟转手。
事成之后，田振耀还给了邱启明30万“茶水钱”。
警方把镈钟追回来时，它们被分别封存在木条箱中，箱体上写着：“液压机，轻拿轻放。”当邱启明被警方刑拘后，他的妻子一路追这几口镈钟到香港，花了数百万将镈钟买了回来。
三口镈钟被盗贩运输时，木箱上写着液压机。
邱启明介绍，他当时给田振耀引荐的买家陈敬尧（化名），常年在香港做文物生意，也经常到北京帮人看货，陈敬尧所来往的，都是华人圈里最顶级的收藏家和企业家。警方查到，陈敬尧籍贯海南，当时，还是海南省的政协委员。
镈钟是在邱启明的店里成交的。事后，他“多嘴”问了句田振耀，“你这东西有没有‘病’？”田振耀当场否认了。在行话里，有“病”的东西，要么是涉案的，要么是博物馆偷的。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买卖的文物只能是世传的，出土文物和馆藏是不能在市面上流通的。但在一些文玩交易中，买卖双方往往心照不宣——器物不问来路。
其实陈敬尧买走的只有三口镈钟，最小的一个，被田振耀藏在介休老家一个荒废的院落里。警方将其收缴后，四件镈钟团圆，被成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警方追缴到的三口镈钟正在被鉴定。
案发后，警方共从田振耀处查获了近500件青铜器及玉器。经专家鉴定后，有351件被认定为文物，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41件，三级文物80件。在田振耀落网后，警方追缴到的珍贵文物才多了起来。之前对文物商行的搜查，时常找不到珍品。
宝贵的器物，去向大多曲折，只有经手过的人最为清楚。在审讯时，景益民对此只字不提，而跟他拿货的闻喜商人雷阳富一直在逃。
再度南征
2017年秋天，办案民警去西安大唐西市古玩城化妆侦查，发现这里冷清了不少，一些文玩铺子关了门。在北京潘家园及介休张兰古玩城，也出现了这种萧条的痕迹。
“603”一案打下来，文玩行风声愈紧。至今，603专案组已经追缴到各类被盗文物3038件，其中一级文物27件、二级文物61件、三级文物145件。今年5月，各中珍品在山西省博物院集中展出，占据了一个大展厅。
闻喜地下到底有多少文物？张少华是亲眼见过的。
2002年时，张少华是闻喜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邱家庄岭上有条小路要修，双侧拓宽，结果没修多长，就推出来24座古墓。公安局请来了文保部门进行保护性发掘。
当时张少华负责保卫工作，现场安排了十几个巡警巡逻，部队还派来了20个战士背着枪看守。张少华注意到一个老爷子每天蹲在地里，戴着手套、拿着小铲子划拉。他上前问道，“他们盗墓的三五天就是一个墓，你们这清理工作这么慢啊？”
老爷子说，“小伙子，这都是国宝啊！”一截朽烂的棺材板，考古队都要拿回去。
后来，因工作调动，张少华走了十年，等他2016年再次调回闻喜当局长时，发现岭上“千疮百孔”。县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开始忙着“填坑”，两年下来，他们填了1700多个盗洞。
山西省博物院展品，被犯罪分子打碎后从盗洞中取出的铜鼎。
两度来闻喜，张少华都带着同一个任务——打击盗墓。
1995年，晋南地区盗掘古墓、倒贩文物犯罪猖獗，省公安厅开展了“南征”行动，重点打击临汾地区及运城地区的文物犯罪团伙。当时，临汾地区侯马市的文物大盗“侯百万”（侯林山）、“郭千万”（郭秉霖）等10名主犯被公开宣判，即刻枪决。
此前，山西省委成立了查处侯、郭两案领导组，省委书记胡富国亲自挂帅。侦办期间，办案人员从郭秉霖家的废纸篓里搜出了33万港币。在侯、郭等人落网后，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文物价格猛涨。
该案还查出了与侯、郭两案有重大牵连的党政干部和公安司法人员22人。其中，涉案的原省公安厅正科级侦察员范文龙，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郭秉林9000余元的财物，并为郭秉林购买走私轿车，办理公安临时牌照，用于倒卖文物。
当时运城地区的闻喜县也是文物犯罪的重灾区。因为打击盗墓不利，县公安局领导班子被“一锅端”。1999年，张少华作为全市优秀民警，被选派至此当副局长。
跟他同时上任的，还有省公安厅派来的一位政委，他给张少华写了一份嫌疑人名单，5张八开纸上，纵横交错着几百个人名。那一仗打下来，张少华和同事们抓了近400人。
而时隔十年再回闻喜，张少华掉入的局面是“内外交困”。
向内开刀
侦查人员后来发现，在文物犯罪侦查大队里，景益民早就安排了人。
民警李晓东是景益民最早布下的棋子。2010年时，局里人事调整，景益民问张成俊有没有熟人，可以将其调到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张成俊推荐了李晓东。张成俊与李晓东相识于2002年，那时，张成俊因为盗墓被关押在闻喜县看守所，其间，结识了管教李晓东。
随后，李晓东被调到文物犯罪侦查大队任职。
后来，李晓东又拉了同事李安吉入伙。张成俊等人准备干活时，两人会提前告知巡逻路线，方便其避让，万一走得近了，他们就打手电光示意。
地里的事，景益民不会直接参与，拿钱拿货，都由张成俊跟他见面。景益民有个“地下办公室”，设在玲珑小寨茶楼的地下室里。上岭前，张成俊会来这拿开坑的雷管和炸药。
2015年初，张选忠被李安吉抓住后，他一直怀疑这是景益民给他下的套。张选忠和张成俊间素有矛盾——社会流言多说张选忠盗墓，他觉得自己背了张成俊的锅。为此，张选忠放话要揍张成俊，景益民还在中间说和过。
一年多后，张少华一上任即决定将在逃的张选忠抓捕归案。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安排了一出“声东击西”的戏码。表面上，整个刑警大队都在搞一起盗窃案，实际上，这次行动的真正目标是抓捕张选忠。
实施抓捕前，办案人员监控张选忠的通讯时，发现了一组奇怪的信息，“1号进来”，“1号出去”……他们最初判断，“1号”是局里的一个内鬼，然而结果出人意料——“1号”指代的是张少华。
发信息的人，是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一位女协警，何洁（化名）。她的工作职责是查看国保墓区的视频监控，可她把屏幕调成了办公楼里的摄像头，并对准了张少华的办公室。
“1号进来”，“1号出去”，何洁会把张少华的行踪实时发送给丈夫郭涛（化名）——其时，郭涛正跟着张选忠在岭上盗墓，何洁还负责观察墓葬附近是否有警车进出。
事发后，何洁被刑拘。审讯时，她突然吞了戒指。
2016年4月17日，张选忠落网。截至当年底，李晓东、李安吉、景益民等陆续到案。次年3月，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柴振洋、情报中队中队长王光等也先后被刑拘。至今，局里已有17名民警、辅警、职工被查处。
犯罪嫌疑人指认其盗贩的三口镈钟。
地上赌场
这一仗的艰苦，超乎想象。两年多来，局里似乎出现了某种“倒错”，小的抓老的，下属审领导。
负责审讯景益民的是刑警大队内两名年轻的中队长，三天后两人兴奋地报告——景益民开口了。在山西省高院的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景益民组织他人盗掘古墓11起，而在其供述中，景益民只认了“两起半”。
法院还查明，2013年11月，闻喜县某镇政府财政所工作人员任某挪用新农合资金参与百家乐赌博，眼看明年医保报不了销，镇长多次找景益民帮助追款。景益民找到了该赌场的代理景春凯，很快，景春凯将任某输的20万退了回来。
事后，赌场并未被查处，照常营业。
该赌场的大老板是侯家老大侯金亮。2004年，侯老大在闻喜计量宾馆的包房起家，他把报线员派到缅甸，在当地赌场买分、换筹码，然后通过电话、视频远程报线。几年后，他又成为了某赌博网站的高级代理，其账号可以层层分支。
十几年来，侯老大、景春凯等人在闻喜县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赌博网络，其下级代理还发展到了河南洛阳、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案发时，其涉案赌资已超过2亿2千元。
一旦欠了赌债，侯家的马仔就会暴力催收——跟踪、殴打、拘禁、关狗笼。
法院查明，2014年6月，侯家马仔张保民为了追要赌债，将贾某砍成轻微伤，贾某报案后，张保民不满，持折叠刀将其捅伤。次年1月，为了索要赌债，张保民又将段某非法拘禁。
这几起案件均由桐城派出所立案侦查，但景益民阻止了办案民警对张保民上网追逃。不久，张保民投案，当日即被办理了取保候审。法院查明，在取保候审期间，张保民继续实施非法持枪，开设赌场、非法拘禁、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张保民在供述中称，投案那天，他和景益民的司机提前电话联系好，坐他的车去了派出所。
2018年3月，山西省高院对景益民一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景益民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公安局副局长，明知侯金发、张成俊、张保民、景春凯等人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不仅不能严格履行职责，反而勾结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其犯罪行为提供保护，造成国家文物大量流失，损失巨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文化历史考古进程及国家经济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最终，因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景益民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审后，景益民提出上诉，后被驳回。
大腿上的老伤
侯氏兄弟宣判那天，有人在法院门口放起了鞭炮。
侦办此案期间，民警屡次遇到一种“怪现状”——被害人不敢报案，即便被警察找到，也不敢说。2013年，跟着侯家盗墓十几年的李清才，死在了探墓的路上，他的哥哥看着侯家发送亡人，却不敢找他们问死因。
李清才是侯家的“嫡系”，管侯老太太叫干妈。侯家老二侯金发投资的盗墓，都由李清才在地里组织。
从2005年起，李清才带人先后在闻喜县阳隅村、关村岭村、郭家镇吕庄村、酒务头村等地盗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并交由侯金发倒卖。
团伙成员陈喜贵回忆，当时偶尔在李清才家见到侯金发时，他们都站着不敢插话，侯金发让座，他们才敢坐。“那时候盗墓的都认识他，知道他厉害，心狠，没人敢惹他。”
2008年时，陈喜贵等人曾将一批出土文物贩卖给侯金发，事发后，陈喜贵被夏县公安局追逃。当时，侯金发找到陈喜贵，让他不要把卖货的事说出来，“要不然让你一家不好过。”陈喜贵害怕，就在法庭上作了伪证。
2013年1月，夏县检察院决定对侯金发不起诉，原因系其“倒卖文物证据不足”。
在侯家发迹的早期，侯氏兄弟通过开设赌场、盗掘古墓、倒卖文物等聚敛了大量财富，并吸引了一批骨干加入，侯氏集团得以壮大。2010年后，侯氏兄弟为强化其组织关系，逃避司法打击，又成立了多种经济实体，涉足开矿、放贷、房地产。同时，他们利用组织势力对闻喜县境内的毒品、赌博行业实行控制。
专案组在侦查期间，无意中发现侯三侯金海在闻喜县神柏乡购买了一座独立的院落，并在窑洞内安装了自制的手铐、脚镣、监控，以便关押欠债人。民警发现这个院子时，窑洞内墙上还有四个大铁钉，上面挂着绑人手脚的铁链。
窑洞内的锁链。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图
盗墓成员张金珠曾被侯三打过。2012年底，为了追讨90万赌债，侯三用刀捅了张金珠的大腿根，又叫医生给他缝上。其后，侯三带着手下把张金珠吊起来打，用老虎钳把钢针一根一根扎进张金珠的脚趾。
张金珠前后被拘禁了约半个月，直到他的前妻把房产抵押给侯三。
在接受警方询问时，张金珠的左大腿内侧还留着缝针的线头——他想留个证据，等着侯家“倒霉”的那一天。
临危受命
从张少华的办公室望出去，对面就是一片侯家新开发的楼盘。
这是侯二、侯三与他人合伙，借用某房产公司资质开发的商住楼项目，共有195套商品房。庭审后，这个项目被法院认定为违法。从2013年动工至今，该项目仍未办理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
截至案发，该项目的房子已经销售了80多套。
“从现象上来说，侯家在矿山非法开采、盖房子没有手续，这些公安局一家是护不住的”，“603专案”攻坚组组长张勇如此说到。他表示，虽然景益民已被查处，但“挖保护伞”仍是该案最大的难题。
随着侯氏兄弟等人接连到案，张少华一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关心”“关注”此案的人越来越多，常有人到他办公室坐坐，打探情况，甚至还有上级领导出言干涉。
人一批一批地进来，又一案一案的宣判，张少华发现，身边有些人开始变得疏远——那些找他“说情”的人，无一不碰壁。曾有涉案民警的岳父母找到局里，对张少华说，“张局长，你是好的，但你把我们的家毁了”。
2017年末，专案打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一度士气低落，差点儿吃了“散伙饭”。
次年1月20日，山西省公安厅新任厅长刘新云到任，当晚就听取了“603专案”的汇报，张少华赶到太原介绍了案情。随后，省公安厅科技处政委张勇被任命为“603专案‘攻坚组’”组长，坐镇闻喜。
张勇和张少华此前就认识。2003年前后，闻喜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涉及数条人命，张勇是该案的法医。“都是他（张少华）一个人送检材到太原，当时他是副局长，我就觉得他非常敬业。”
“我受命很突然。”张勇回忆，今年2月8日一早，他突然接到电话，让他去刘新云办公室开会。进去后，有人正在汇报，听着听着刘新云突然转头问他，“你为什么不记？”张勇一下蒙了。干了30多年的法医，他本以为找他是出了什么命案，没想到，是闻喜的盗墓。
会后，张勇连夜赶往闻喜，和张少华一直聊到凌晨2点。
那时，603专案走到了瓶颈期：逃犯多，但追到的文物和资产少。对此，专案组在省厅的指挥下调整了方向——追文物、追逃犯、追资产，深挖“保护伞”。
在接下来的3月份，两名B级逃犯落网，其中一人就是从景益民处买来3口镈钟的介休商人田振耀，警方从他那查缴到17箱涉案文物。随后，河南籍文物商人毛某某落网，又一批文物浮出水面。
据办案人员介绍，此二人都是当地文物行里的“头把交椅”，田振耀在晋中地区数一数二，“二毛”（毛某某）则在整个北方地区赫赫有名。
及至5月份，两个A级通缉犯也相继落网。A通张某某又牵出了他和侯二组织的另一个大规模盗墓团伙，此前，专案组还从未掌握。
“彻底打干净了再回来”
A通张某某案足足牵扯了一个多月，案件卷宗达60余本。
办案人员发现，这个团伙曾在芮城县盗墓十余起，后来他们在平陆县盗墓时，犯罪性质已经发生转变，涉嫌“抢劫”。警方介绍，张建林等人在一个农户的院子附近探到古墓，他们先后两次将一家人戴上头套，威逼到窑洞里，并拿刀胁迫其指引路线。
此案发生在“虞国古城遗址”保护区内，2013年5月，“虞国古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即是成语“假虞伐虢”“唇亡齿寒”的起源地。
警方追缴到的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山西省博物院展出。
整个5月下来，49个目标逃犯有32人到案。“这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几乎都是连轴转。”在张勇看来，这些成绩主要是靠一线民警的工作激情。“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大家有了信心，这才能往前推进。”
张勇介绍，承担现阶段攻坚任务的第一梯队还是本地民警。此前，他们曾一度远离局内的核心工作。“这班人的积极性最高，他们都是嫉恶如仇的，前期没有那个条件，大环境容不下他们。”
刑警大队大队长段林辉即是核心成员之一，他是土生土长的闻喜人，在他看来，“603”是在还以前十几年的欠账——警方查到的盗墓事实，已经追溯到了2005年。
案子越扩越大，战果背后，张少华亦有隐忧。“打黑的案子，反扑和报复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该案涉案资产仍难清算，“把他们打了，可钱还在，钱就是巨大的杠杆，可以撬动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安局的大门口，总停着盯梢的无牌车辆。张少华母亲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叠冥币。
张少华习惯随身携带一支“六四”式手枪、两个弹夹、30发子弹。一晚，他开车去运城，一辆尾随的无牌越野车突然加速，试图侧身撞击。张少华连开三枪，逼退对方。
目前，603还在继续，涉案人员已经牵涉到了周边的十几个县市，其中，即有公安内部人员，也有党政干部、部队现役军官……刘新云给张勇的命令是，“你在运城给我打上三年，彻底打干净了再回来。”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不惜代价将遗失的国宝重器追回来。”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说，山西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首先明确追逃犯、追文物、追资产和深挖犯罪、铲除保护伞的“三追一挖”基本要求，在时间上一打3年，采取专案侦查、异地用警、直接调度、挂牌督办和重点推进等方式将专项打击推向纵深。
张勇介绍，1月下旬，他到任闻喜后，立即将刘新云的指示传达下去，大家的工作激情爆发出来，案件这才迅速向前推进。
及今，景家和侯家的资产状况仍是个谜。办案人员查到的景家、侯家家族的银行卡有上百张，可户头里都是空的。而从交易流量来看，其银行流水达到了1000亿。
国宝迷踪
“景益民、侯金发（侯二）、侯金海（侯三），这几个主犯不好好配合，没有一个（文物）是他们主动供出来的。”张勇介绍，“盗墓的幕后老板是主要的，但他们几个都死扛着不说。”
负责审讯侯二的是局里的“老人”任保申，他一直陪着侯二聊。“他说的很多，说三国、说红楼梦、说老子、孔子”，但就是不说案子。在判决中，侯二留下的供述是，自己没有参与过盗掘古墓，也没有组织其他人盗掘古墓。
由于其他证据足以相互印证，法院最终认定，侯二参与盗掘古墓葬13次，其中10个系周代古墓葬，3个系商代古墓葬。
任保申记得，刚把侯二带回局里时，他“非常嚣张，像视察一样”。那是专案陡然打响的第一天，公安局内开始人心惶惶。
景益民在听闻其重要关系人落网后，关了手机出逃。办案民警在西安某医院对其实施抓捕时，景益民突然掏出小刀捅了自己的腹部，后被救护车拉回闻喜。另一位副局长金勇也闻风喝药，至今精神状况异常。
女警何洁庭审那天，张少华去旁听。法院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案发那年，何洁27岁。宣判时，张少华的眼泪止不住。在他看来，很多民警都是“受害者”，“一看就是老实孩子”。
“可人都有从众心理，趋利避害。”
任保申回忆，侦办初期，民警多少都有些“畏难情绪”，到后来，队伍日渐紧密。任保申觉得张少华是个“李云龙”式的人物，“他能让人把良知、正义的一面都发挥出来。”
“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困难，从来没见他说过害怕、发愁。”事实上，任保申的一次车祸，让张少华差点崩溃。那时，任保申和同事们去追逃一个景益民的重要关系人，连夜往回押送时出了车祸。任保申被惯性从后排扬起，直冲上前玻璃。
“现在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张少华说，自己时常睡不着觉，怕民警出去回不来。这种时候，他会搬到司机的屋子里加班，以免其他人看见灯光。
“臭鼎”，现为山西省博物院馆藏。
任保申还一直惦记着一把“歪嘴壶”。据惯犯李福学供述，他曾在清货时私藏了这么一件器物，但其踪迹至今难觅。李福学还清出过一个“臭鼎”，据其供述，当时鼎盖揭开后，里面是一锅鸡汤，跟刚出锅的差不多，还能看见鸡骨头。可几秒钟后，鸡汤变质，发臭发黑。
“臭鼎”被倒卖了36万，目前已被追回。
据甲骨文记载，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晋南非常繁荣，但这一块的考古发现仍然十分有限。警方估计，现已到案的3038件文物，仅仅是冰山一角。
大量迷途的国宝，等待回巢。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澎湃新闻「简介:澎湃新闻，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整理发布
更多有关闻喜公安局与盗墓家族的20年战争的话题讨论请关注百家号Lite小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百家号

如何看待百家号Lite小程序热议话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8年8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传染病防治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时代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卫生与健康工作包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今年5月至7月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执法检查。这次执法检查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监督工作这一重要思路，同时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现在，我代表执法检查组向常委会作报告。
一、执法检查的工作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次传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检查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精心准备，突出重点，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督促有关方面切实抓好传染病防治工作，进一步落实好传染病防治法的各项规定，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教科文卫委员会前期召集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座谈，初步了解相关情况，协助常委会做好执法检查有关工作，并于4月份赴河南、湖北开展了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紧密结合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和当前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十项重点检查内容，并成立传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艾力更·依明巴海、陈竺、蔡达峰任组长，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任副组长，成员包括信春鹰等1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同时还邀请14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
5月3日，执法检查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执法检查作了具体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教育部、财政部等4个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有关工作汇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提供书面汇报材料。5月至7月，执法检查组分为四个小组，由四位副委员长带队，分别赴内蒙古、吉林、福建、广东、四川、云南、陕西、新疆等8个省（区）开展执法检查。各检查小组在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深入基层，力求通过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共检查了24个市（州、县），召开了18场地方座谈会和专题汇报会，听取了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实地查看13家医院，16家省市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11所中小学、幼儿园。各执法检查组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深入调查了解了传染病防治法的实施情况，分别形成了分组报告。在汇总各方面情况后，形成了执法检查报告（稿）。7月25日，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同时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对执法检查报告（稿）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贯彻实施传染病防治法的基本情况检查组认为，传染病防治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对我国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实施传染病防治法，在健全体系、提升能力、完善机制、强化保障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大力度，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检查过程中，各地普遍反映，“传染病防治法是一部好法、管用的法”。近年来，由于依法防控，措施得当，全国没有发生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流行。
（一）法律宣传普及活动广泛开展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学习传染病防治法，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传染病防治的法治氛围，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各级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普及工作，定期通过各种媒体、健康讲座等形式向公众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通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防控、卫生城市城镇创建等活动，宣传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相关部门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法律法规培训和知识普及、技能培训。这些法律宣传普及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二）配套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推进传染病防治的配套法规、部门规章和制度建设。国务院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修订了《血站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等与传染病防治密切相关的部门规章。制定和修订了相关标准，其中包括18项传染病诊断相关标准，14项病媒生物控制相关标准，12项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各省（区、市）也相继出台多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进一步健全传染病防治各项制度，为依法依规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三）各项防控措施取得积极效果
一是国务院将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国务院印发或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病毒性肝炎等“十三五”防治规划。卫生部门与重点省份就包虫病、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防治工作建立省部联动或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二是国务院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如2013年至2017年，中央财政对实施免疫规划和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治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专项补助资金由56亿元增加到96亿元，年均增长14.4％；中央财政通过基建投资支持地方疾控中心建设，累计安排补助资金136亿元，使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三是针对重大传染病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将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障范围，医疗费用予以减免。同时，还实施了包括传染病防治在内的健康扶贫工程。四是加强传染病防治的科技支撑，实施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在监测检测、预警溯源、应急救治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上述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据统计，近年来，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形势稳中有降。甲乙类传染病年报告发病率、死亡率分别控制在227/10万和1.42/10万以下，平均年报告发病率较上一个五年下降11%。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防控儿童乙肝病毒感染取得突出成就，艾滋病全国整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结核病死亡率稳步下降，绝大部分疫苗所针对的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成功应对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等输入性疫情，未发生传染病大规模流行。2015年广东省面对全国第一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反应迅速，措施得力，及时有效控制疫情，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四）防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
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网络进一步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全面推进，围绕传染病综合管理、疫情报告和控制、医疗废物处置等8项内容，实施分类监管、综合评价和跟踪问效。国务院积极推进传染病防治信息化建设，建立了传染病动态监测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00%实现传染病网络直报，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达96%，基层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为85%，传染病漏报率持续下降。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级实验室已达41家，今年1月我国首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开始运行，标志着我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高致病性病原检测和研究的安全防护能力。突发急性传染病快速检测技术大幅度提高，已经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余种病原体的能力。突发疫情的应对能力持续加强，在23个省份布局建立的4类37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已成为有效应对国内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事件的骨干力量。
（五）部门协作、依法监督得到加强
各级政府初步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卫生、农业、海关、交通运输等部门共同协作，在应对人畜共患传染病、口岸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一些历史上鼠疫等重点传染病流行省份还建立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认真履职，加强对传染病防治相关工作的监督。卫生部门充分发挥监督执法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医疗废物处置等专项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努力改进对药品质量的监管；教育部门将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学校专项督导检查内容，严防严控学校传染病风险；农业部门每年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治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并开展检查等。
三、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传染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
当前，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防治传染病面临双重挑战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一是人口跨境、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加剧传染病传播风险，流动人口容易成为传染病易感人群，防治措施难以完全落实。例如，据呼和浩特海关反映，经常在内蒙古口岸从事跨境运输的外籍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病毒性肝炎、梅毒等传染病总体患病率高达30%，境内传染风险很大。二是活畜、活禽的调运，缺乏有效的检疫监管措施，易造成人畜共患病的传播蔓延。三是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导致艾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蔓延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据统计，目前全国艾滋病总体上虽然呈低流行态势，但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经性传播已是主要传播途径，以2017年第二季度为例，全国经性途径传播占比为93.7%。四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一些新病种的出现逐年加快，传染病防治情况愈加复杂，传染病防治难度持续增加。五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等输入性传染病的隐患时刻存在，几乎每1至2年就有新的疫情出现，且难以早期发现和处置，病死率较高，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整体传染病防治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升，一些重大传染病的发病率还比较高，一些地区和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基础还不牢固，传染病患者的救治和保障水平还比较有限。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防治能力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基层地区的防治工作存在不少隐患。
（二）传染病防治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第一，疾控机构的能力与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八条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应当履行职责作出八项具体规定。但在检查中，各地普遍反映，一些基层疾控机构基础设施落后、检测设备缺乏、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较为突出。例如新疆霍尔果斯作为重要口岸城市，目前无专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工作和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由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负责，传染病监测检验能力明显不足。同时，一些地方的市、县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能力远未达到国家标准，与日益繁重的传染病防治任务不相适应，影响了基层传染病防治执法能力和水平。例如，云南省的县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设备平均达标率仅为58.49％。
第二，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多地反映，部分疾控机构特别是基层人员编制多年来未做过调整，无法满足现有工作的需要，一些疾控机构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传染病专业医务人员队伍不稳定，近年人才流失比较严重。例如，四川甘孜州疾控中心近年来引进本科生26人，已有14人辞职，泸定县引进本科生3人，有2人辞职。
第三，基层网底不牢，传染病防治能力比较脆弱，对疫情的及早发现、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等能力有限。各地普遍反映，学校、托幼机构专业卫生人员配备不足，与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的600∶1的标准差距较大，相当数量的中小学没有按规定设置校医室或保健室。有的学校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防治措施不到位，加之专业人员缺乏、能力不足，学生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例如，2017年7月至11月，湖南桃江县四中发生校园结核病聚集疫情，共报告患者83例。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关单位责任不落实，学校未建立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制度，学生密度大，教室通风不良；教育部门对学校传染病防控重视不够；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没有认真追踪患者真实信息，分析疫情；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事件响应不及时，没有及时提供筛查和处置经费。此次事件中的有关负责人已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又如，广东省有些地区的病毒性肝炎、肺结核发病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四，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存在隐患。近年来我国人感染人畜共患传染病病例不断增多，严重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例如，最近以来，我国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陆续发生了人感染炭疽病疫情，对此要高度警惕，积极应对。检查发现，一些基层动物疫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实验室诊断检测能力和队伍力量薄弱，影响了动物疫情监测和防治工作全面开展，不能适应我国动物疫病病种多、病原复杂、流行范围广的特点。在落实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以及相关信息”的规定方面存在差距，有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对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存在瞒报、漏报、推诿扯皮问题。同时，近年来我国城乡各地养犬数量大量增加，犬只伤人、致死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2017年狂犬病居全国传染病报告死亡数第四位，发病516例，死亡502例。虽然多地出台了犬只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职责涉及农业、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衔接有漏洞，一些制度如办理养犬证和动物疫苗接种等规定流于形式，监管部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监管等问题，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三）少数生产经营企业还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少数传染病防治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质量意识淡薄，甚至违法违规、涉嫌犯罪，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例如，不久前发生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我国药品管理法已对药品（包括疫苗）的生产经营作出明确法律规定，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五条也规定：“用于预防接种的疫苗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但该企业却公然违反法律和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逐利枉法，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在生产人用冻干狂犬病疫苗过程中，存在擅自变更生产工艺、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销毁证据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涉嫌犯罪，必须彻底查清真相，依法从重处罚，切实加强监管，保障人民健康。
（四）相关保障措施落实不到位
部分地区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还没有完全建立传染病防治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存在“财神跟着瘟神走”的现象，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一些地方特别是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公共卫生服务事业投入不足，疾控机构的人员和运行经费未能完全纳入财政预算，防治人员津贴得不到落实，人畜共患病源头防控保障不够。陕西省疾控中心缺乏相应的水电等日常维护经费，各项资金缺口每年约1800万元。部分保障政策不衔接，不落地。例如2017年发改委财政部印发通知，要求自2017年4月1日起全面取消疾控机构卫生检测费、预防性体检费和委托性卫生防疫费等三项收费，通知中提出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但相关政策未能衔接，地方财政补助未能到位，对疾控机构日常运转造成较大影响。许多地方反映财政补助资金至今未能到位。
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量传染病防治任务，因缺乏明确的补偿机制或政策，只能依靠医疗业务收入进行补偿，以医养防，挫伤了公立医院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部分传染病医院生存比较困难，缺乏符合传染病防治工作特点的特殊补偿政策。重大传染病患者的救治费用保障水平还比较有限。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政策将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纳入医疗保障范畴，但保障水平不高。以结核病为例，一些地方普通肺结核门诊治疗费用没有纳入报销范围。耐多药结核病虽然纳入了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范围，但由于治疗总费用高（约8至10万元），按照政策报销比例，一些患者自付费用仍超过其承受能力，结果造成治疗中断。这也是我国结核病患者发现和治疗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传染病防治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
执法检查发现，传染病防治法部分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例如，新突发传染病发生时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不能依法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及时控制其流行；该法部分条款有义务规定没有法律后果，法律责任部分有些条款存在处罚过轻、违法成本低、警示作用不强、操作性弱等情况。1991年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一直未作修改，相关内容同样存在与形势和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另外，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滞后。如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一直沿用至今，未对内容进行过实质性修改。目前境内发现外籍传染病患者，相关的防治和管理等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是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原国家教委、卫生部发布并实施的，距今已近30年，许多规定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实际。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出台较早，与传染病防治现实工作脱节，需要抓紧修订。在疫苗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缺陷，需要抓紧完善。
（六）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普及不够深入
相关部门缺乏更为积极、有效的宣传手段，与广泛发挥全社会力量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很多社会公众对传染病防治法及传染病防治知识缺乏了解，主动防治意识不强，一些不正确的健康知识、观点和做法在部分地方和人群中流行，有关部门对此要高度重视，有针对性地积极应对。对传染病防治法第十条关于开展预防传染病的健康教育方面的规定还没有落实到位，传染病防治宣传的力度和效果有待加强。传染病防治相关单位在对其工作人员进行传染病防治知识、技能培训以及预防院内感染有关规定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部分医务人员对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不了解，传染病主动防治意识不足。一些学校未全面落实关于对学生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方面的规定。
（七）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加强
相关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重点环节、重点措施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不够经常化，还缺乏力度，责任落实不到位。例如，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就暴露出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监管仍然存在漏洞，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失察，个别工作人员严重渎职。卫生部门对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的六项监督检查职责需要进一步强化。有些地方的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需要完善。一些地区主要是针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而设立的该机制，在无疫情或疫情低发时期，各部门缺乏信息沟通共享等机制，部门间日常信息通报、疫情会商和协同处置配合等方面有待加强。对一些需要多部门联合防治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如布鲁氏菌病、包虫病等，关口前移的工作力度不够，缺乏积极的协同配合。在一些地区落实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进入传染病疫点、疫区进行调查、采集样本、技术分析和检验”及第四十条关于必要时可采取紧急措施的规定方面在现实中存在不顺畅、不及时的情况。有的地方疾控机构只有在公安或畜牧兽医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才能进入疫点、疫区。
产生上述七个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有的地方政府还没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未能处理好传染病防治工作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二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新形势认识不足，对法律理解掌握不透彻，对法律规定的一些重要责任落实不到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保障水平不高，特别是对基层网底的防控能力建设重视不够，影响了传染病防治整体效果。四是少数企业守法生产经营意识差，道德诚信缺失，唯利是图，有法不依，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导致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危害人民健康。
四、进一步深入贯彻传染病防治法的建议针对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对进一步贯彻实施传染病防治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政府领导，进一步落实传染病防治责任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依法落实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协调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力度，推动各项任务的落实。进一步推进政府领导、部门协作、联防联控、全社会参与的传染病防治机制建设，切实防止重大传染病流行。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督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卫生监督机构依法落实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各项职责，实现预防、治疗和监督管理有效衔接。要注重加大对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严格落实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追究法律责任的各项规定。
（二）巩固和提高传染病防治保障水平
继续加强财政保障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力度，把加强各级特别是基层疾控机构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要落实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支持其加强传染病防治能力建设，落实其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的经费补偿，加大对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改革和逐步完善患者医疗保障政策，减轻传染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加大特定传染病困难人群的医疗救助，将患严重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纳入救助范围。进一步加强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支撑，重点开展防治策略和关键技术研究、药物与疫苗等重点产品研制、传染病防治效果评价等应用性研究。优先支持西部、民族、边境、贫困地区传染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配置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进一步加强综合监督体系建设，提高传染病防治监督执法能力和水平，促进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加强卫生应急指挥、管理、协同、预案等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三）加强传染病的重点防控措施
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推动关口前移，科学防控。一是大力抓好基层的疫情监测和报告。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严格实施国家和省市有关疾病监测与报告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传染病监测与报告制度。同时，城市社区、农村乡村的卫生机构要不断强化传染病防治意识。疾控和医疗机构要通过高效运转的传染病疫情监测和报告体系，准确掌握疫情动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二是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巩固和提高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的重要批示精神和8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始终把疫苗的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强化疫苗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全链条监管，全方位、全周期地加大监管力度，形成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制度建设，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把好关。要继续落实好免疫规划任务，提高基础免疫接种率和接种质量，消除免疫空白，尤其要抓好流动儿童的接种工作。要健全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调整机制，遴选部分质量安全、效益突出、财政可负担的第二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三是针对重点领域和疾病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要提升艾滋病检测和抗病毒治疗质量，全面落实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的规定；提高结核病患者特别是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保障水平，扩大规范化诊治覆盖面，提高患者发现率和治愈率；明确牵头部门，农业、卫生、公安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形成合力，切实加强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养犬问题的管理，降低狂犬病的发病率。要加大对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力度，落实各项防治制度。四是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人畜共患病的严峻形势，加强对活畜禽饲养、宰杀、运输和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加大疫情监测力度，加强部门协作，提高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水平。五是加强临床医务人员传染病知识培训和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的规范运作，提升临床医务人员的传染病诊断、监测、预警能力。重视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特殊作用。六是注重抓好生态环境、大型工程项目以及血站、饮用水、食品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四）抓紧完善传染病防治法治建设
抓紧研究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相关法律。建议国务院抓紧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与当前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形势相衔接。例如，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要进一步明确学校与当地医疗卫生机构职责，理顺关系，形成防治合力。认真研究地方所提建议。如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的法律责任、约束手段或追究办法；明确医疗卫生机构和艾滋病、梅毒等传染病患者的强制告知义务，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在华外籍传染病病例管理；明确传染病人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的标准和补偿办法；按照属地化原则，由学校所在地疾控机构负责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和监管；充分利用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源，采用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充学校卫生人员不足问题等。建议进一步完善疫苗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则，明晰和落实监管责任，明确监管事权，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力度，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人民群众的传染病防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加大对边境地区、口岸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
随着大规模人员流动和国际贸易往来增多，疾病跨境传播风险增高，传染病防治任务更加繁重。我国一些边境地区与多国接壤，边民往来频繁；一些口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商业贸易往来频繁。近年来，输入性霍乱、艾滋病、脊髓灰质炎、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时有发生。对此，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防治措施。同时，部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地方财力薄弱，难以独立支撑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和应对严峻的传染病防治形势。例如，新疆的南疆是结核病的重点防治区域，目前没有一家传染病医院。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边境地区的传染病防治投入，支持地方统筹利用转移支付资金，加强防治体系建设，保障工作经费，筑牢防止输入性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传染病防治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决策部署，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站在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高度，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增强法治意识，抓好、抓实传染病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以上报告，请审议。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新华网客户端「简介:新华网客户端—引领品质阅读」整理发布
更多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的话题讨论请关注百家号Lite小程序

全国小程序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港澳台地区

相关搜索